2018年《誰先愛上他的》獲得多項金馬獎獎項；2017年《日常對話》拿下柏林影展泰迪熊獎【註】…… 在台灣電影文化中，同志片一直有著鮮明的重要性。從解嚴前到廿一世紀，台灣同志電影在歷史的推動下，呈現了相當特殊的面貌。
西方同志電影中盛行的愛滋議題，以及男同志放蕩不羈的性愛，並非完全沒有出現在台灣電影。但是此二者彷彿是「禁忌」，只可出現在公視劇集，或學生電影；一旦較主流的電影出現狂亂的男同性愛，就會被冠上「負面化同志」的污名；然而純粹為享樂而不以生殖為目的性愛，本來就是同志的重要屬性；卻無法出現在台灣電影，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受度，也僅止於「小清新」，無法面對有血有肉的真實同志。
紀錄片導演陳俊志《沿著海岸線徵友》（2007）靈感來自鯨向海的詩句，這部短片呈現了2000年代台灣男同志間盛行的「轟趴」文化，把男體與性愛表現在詩化的影像；而這段九○年代末興起的同志文化，也在楊雅喆《女朋友．男朋友》中驚鴻一瞥，片中一場「酒池肉林」的同志婚禮派對，喚起了1990年代電音，妖豔的同志生態記憶。或許也是台灣電影中第一場同志婚禮，彌補了《囍宴》過度保守的遺憾（《囍宴》中並沒有同志婚禮，只有假的異性戀婚禮）。
愛滋，一直是醜化同志的重要利器，台灣主流電影除了《漂浪青春》，幾乎沒看過任何同志愛滋角色。如此一種不管歧視不歧視都閉口不談的態度，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愛滋仍然存在著某種恐懼疑慮。新同志導演吳星翔的《紅樓夢》，描寫台北男同的淫慾世界，片中的每個角色好像都有愛滋病；而看起來像是有病的人，其實沒有（反之亦然）；根據導演所言，當演員詢問他演的角色是否有愛滋？導演回答：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決定。這種態度把愛滋放在一種超級「平常心」的位置，也把台灣電影中的愛滋議題，從一無所有，一口氣跳到了極端進步的觀點。
一旦較主流的電影出現狂亂的男同性愛，就會被冠上「負面化同志」的污名。
台灣的同志電影／同志角色，確實是從一無所有的誕生出來的。從《孽子》到《日常對話》，從沒有同志範本可循，直到今天台灣電影在十年間拿了兩個泰迪熊獎，即使我們的同志影像仍有不足，但是每一個畫面，都是從台灣特殊的歷史與社會現象中，孕育而生的。如今台灣的同志政治正面臨著巨大的轉型，這一切都會為未來的台灣同志電影，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與素材。
